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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雕加工工艺

铜雕背后之故事张育贤

2018-04-24 09:18:23.0 来源:中国铜雕产业网 浏览量:28

张育贤是为数不多的靠工资生活的全国工艺美术大师,他没有自己的作坊、工作室,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个人作品集。

  从余干县城里的一个钟表修理匠到工艺美术大师,张育贤常常感谢命运对他的垂青。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际遇,与景德镇的两位分别代表现代与传统的传奇人物有关。他是被施于人教授相中招进陶瓷学院的,毕业后又被曾龙升收为关门弟子。

  这样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了具体体现,他的《荷塘佳音》用的是传统捏雕技法,表现的却是亲近自然的主题。这样一件不大的瓷雕作品后来拍出了38万元的天价。

  张育贤的身上还有很浓的文人情结,白天创作、晚上看书,几十年如一日过着这种低调生活。退休以后,他被返聘回陶研所艺术中心搞创作,每月的工资只有100元。但他仍然坚持每天骑电动自行车上班、下班,而且还充满了感激,因为这份象征性的工资让他有了一个简陋的工作室,一个他愿意在这里自由出入的艺术空间。张育贤有些感慨地说:“我已经到了一个为心境而活着的年龄。”

  为心境而活的张育贤今年已经67岁了,却丝毫看不出一丝衰老的痕迹。两年前,他谢绝了女儿给他请来的两个助手,挥汗如雨,用两个月的时间,独自一人完成了《推瓷土》的创作。当时,仅瓷土就用了500公斤。

  推瓷土是制瓷的第一道工序。对于制瓷工人,张育贤充满了敬畏,没有他们,就没有千年传承的景德镇。当初,他一直想在推车工的脸上雕出串串汗珠,但因为工房里的灯光太暗没有完成,留下了一个长久的遗憾。


大哥是我的引路人


  记者:你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吗?

  张育贤:我是江西余干人,从小就在小县城里长大。到景德镇来读书纯属偶然。

  我的一个儿时朋友叫王昌平,当时他在景德镇的一个作坊里打杂、揉泥。得知新成立的陶瓷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的消息后,他给我写了一封信,让我来参加考试。当时,我已经离开学校好几年,先是跟父亲学修钟表,后来公私合营进了一家五金工艺厂,而且还收了一个徒弟。但我从小就狂热地热爱美术,这个消息让我失去了平静。

  我下定了决心要去参加考试,跟父亲商量后,向厂里请了几天假就上路了。

  记得刚到景德镇时我举目无亲,只能在王昌平做工的作坊里落脚,我一直记得门牌号码是戴家弄10号。但前段时间,我去寻访过一次,那一带早已被拆掉了,还真有些世事沧桑的感觉。


  记者:是什么让你狂热地热爱美术?

  张育贤:我家在解放前是开打金店的,我从小就坐在炉子前,看祖父和父亲打制各种各样的戒指。现在想来,打金店的活应该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。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打制“奖状”的过程。旧时的“奖状”是银制的,将银洋化成水后,打成薄薄的叶子,然后在上面雕上图案、刻上文字。

  我小的时候读过三年私塾,慑于先生的板子,我练成了一手好毛笔字,也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。还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,一个是我的哥哥风楚(艺名),他从小就是一个“画痴”,虽然后来默默无闻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,但当时却是我的引路人;另一个是表舅彭友善,他当时是余干中学的校长,后来成了一位声名在外的大画家,虽然没能投身到他的门下,但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

  因为家境贫寒,为了谋生,我14岁就开始学修钟表,学画成了我的惟一精神寄托。我曾经偷了家里的一只名贵旧表,和另一位同学换了6本《芥子园画谱》,这个同学家里是开伞厂的,这几本木版印刷的画谱他也是从家里偷出来的,我们各得其所。另外,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泡在县图书馆和群艺馆,读了大量与美术有关的书籍。


  记者:这么说,你是有备而来?

  张育贤:其实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,那一届,学校只招70个人,但报名考试的人有1000多个。除了本市的学子之外,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产瓷区的学生。


考试成了现场表演


  记者:走进考场那一刻你紧张吗?

  张育贤:紧张。和我同时参加考试的除了王昌平外还有另外一位老乡,我们相约坐到一排平行的位置上,我还要负责“帮助”他们。

  记得考试的内容很简单,画静物,一只水壶和杯子。他们把画好的“试卷”悄悄递给我,让我帮他们修改。等他们交了卷,我才开始动笔,这时候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等我埋下头去的时候,突然发现光线暗了许多。原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考完,黑压压一片围在窗户前往里看。我的考试成了现场表演。

  第二天,我就接到了复试的通知,主考官是施于人教授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一问一答。


  记者:考了你哪些内容?

  张育贤:施教授问我:“你为什么要考这所学校?”我回答说:“喜欢绘画。”施教授又问:“你喜欢中国的哪位画家?”我反问他,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?我从顾恺之说到八大山人,从齐白石说到吴冠中。我知道施教授是来自中央工艺美院,还说了一串他的老师或者同学的名字。

  施教授大为惊奇,他问我是哪里人?读过几年书?我告诉他我是余干人,没读过几年书,主要靠自学。施教授又问:“余干县在哪里?”我告诉他是鄱阳湖边的一个小县城。

  我看见施教授的眼神里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,知道自己有戏了。后来,施教授成了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。


成了曾龙升的关门弟子


  记者:到景德镇来的那年,你多大年纪?

  张育贤:只有17岁,是一个懵懂的乡下少年。考进陶院后我选了雕塑专业,当时学校里沿用的是前苏联的模式,学素描、学油画、画人体,打下了深厚的美术基础。苦读3年毕业后,我被留校任教。当时学校已升格为大学,我是中专生教大学生,被学生们称为“仔俚老师”。


  记者:怎么后来又转投曾先生门下了呢?

  张育贤:我毕业那年在部陶研所实习,跟曾先生学过1个月的传统雕塑,因此有过短暂的接触。

  当时,曾先生的声望在瓷雕界无人能比,技艺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但他解放后一直没有收过徒弟,当时的市领导在多个场合发话,希望曾老能收徒传艺,让他的绝艺后继有人。

  曾先生答应以后,陶研所的有关人员就去陶院的应届毕业生中选人,但选来选去曾先生一直不满意,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主动要求跟曾先生学艺,不想,曾先生竟然同意了。

  就这样,我放弃了大学老师不当,调进陶研所成了曾先生的徒弟。曾先生一身傲骨,是个脱了俗的人,也是一个罕见的天才,不识多少字,但作品气势宏大,构思巧妙,手法独特。我跟随他两年多时间,直到他患病去世。但所学的技艺却是受用终生。




完整保存了自己的作品


  记者:你的成名作就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?

  张育贤:那是在1964年,曾先生去世的那一年。我的一件瓷雕《锋从磨砺出》在第四届全国美展展出后,引来好评如潮。这是一件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:在山间小溪旁,一个知识青年磨完柴刀后,吹着气用手指试刀锋。


  记者:你很少卖自己的作品,为什么?

  张育贤:我几乎完整的保留了自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,想在有生之年出一本能对得起大师称号的个人作品集。另外有许多作品对我而言有特殊的意义。有一个儿童放哨的台灯,就是曾龙升先生的最后一件作品,他只做了一半就一病不起了,是我接着做完,然后端给病床上的曾老看,直到他满意为止。

  近几年,我还特意托人帮我找自己以前的作品,或收购或用现在的作品换。

  去年8月份,天津的一位收藏家托人找到我,给我寄来一张毛主席坐像雕塑的照片,让我鉴定是不是我做的,一下子又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。记得那是上世纪70年代,有关部门召集我们为毛主席纪念堂用瓷办公室做主席像,这是一座大型雕塑,有近一米宽,也是我做的无数主席塑像中较好的一件。后来听说烧坏了,除了遗憾之外也就忘记了这事。不想,20几年后还能重新见到。我在给这位收藏家写鉴定证明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,第一句就是“我像见到了一个自己久违的亲人”。

这件作品,从照片上看只是底座上有裂纹,后来又不知怎么会流落到别处去了。


他一定能比我活得久


  记者:你以前做过城市雕塑吗?

  张育贤:以前主要做毛主席像,也为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做过群雕。这一次做《瓷工颂》,我感到特别有意义。没有他们就没有这座城市的今天。而且用的是青铜,他们的生命,一定能比我活得长久。


  记者:做这件雕塑时你已经65岁了,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吗?

  张育贤:没有,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,几乎是赤膊上阵。当时,我在所里借了一间废弃的仓库,请人装了电灯、搭好了架子。记得正是8月份,又闷又热,大白天也有成群的蚊子,但我还是按时完成了。只是因为光线不好,有些细节处理得不是十分理想。

  当我趴在地上给《推车工》做草鞋的时候,第一次感觉到我与景德镇这块土地是贴得这么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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